對領袖無情，是偉大民族的標誌李怡蘋論：對領袖無情，是偉大民族的標誌2009年05月06日 《蘋果日報》2002年， BBC舉行一個「最偉大的 100名英國人」的調查，結果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獲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。這位反對綏靖政策，領導英國堅決與德國納粹決戰到底並贏得勝利的「最偉大的英國人」，戰後卻立即被英國選民拋棄了，由於工黨提出福利國家的目標對戰後一貧如洗的英國社會有吸引力，導致保守黨慘敗。 1945年 7月邱吉爾卸下首相職務，他後來引用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話說：「對政治領袖無情，是偉大民族的標誌。」這句話因邱吉爾引用而成為傳世名言。最近，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談六四，他說「中央肯定是錯的」；並說，在六四事件中，鄧小平是下令軍隊開槍的人，也是要負責的人。但他說，如果講死人，文革比六四不知多幾多倍。需要負上責任的毛澤東，他的肖像仍懸掛在天安門，他的思想仍寫在黨章、憲法之內。「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導還是敵人？如果你否定他，好多中國現在行緊的嘢都要否定。」同樣，如果平反六四，會不會「郁鄧小平」？「會郁到何地步」？中國會怎麼走？他說，「最關注中國是否能夠走一條繼續改革開放，越來越開明、進步的道路。」倘若曾鈺成關於對毛鄧不能否定的看法，是反映內地主流意見的話，那麼對比邱吉爾關於偉大民族的說法，我們也許不得不產生一個可悲的結論：中國民族不但與偉大民族無緣，甚至可稱之為渺小、劣敗的民族。首先，且不說偉大民族了，一個正常民族，都會正視自己的歷史。倘若為了一個人的聲譽，而不能面對歷史作符合事實的評價，這民族還有希望嗎？曾鈺成說，中央的六四鎮壓「肯定是錯的」。事實上，中共從指八九民運是「暴亂」，到說是「風波」，到現在絕口不提，當然也是對六四的錯誤做法，心中有數，只是因鄧小平這神主牌而不能正視事實。 13億中國人的多數，似乎也聽之任之。其次，對人的評價與對事的評價，應予分開。中共對毛的評價是一回事，但不影響對文革評價為「一場浩劫」。鄧的改革開放之路走對了，也不等於六四下令鎮壓的事也是對的，更不等於中央對六四的定性不應平反。其三，毛澤東縱使對中共建政有功，但建政後的反右、大躍進尤其是文革，則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災難，為甚麼他的像還掛在天安門？鄧小平縱使改革開放有功，但為甚麼不能提他「肯定做錯」的事？為甚麼平反六四就會影響中國走改革開放的路？邱吉爾在戰時立下赫赫功勛，為甚麼戰爭剛結束，英國人民就對他如此無情？答案是：主要原因不是英國民族比中國民族優秀，而是英國的民主制度使人民有權。有權的人民才可以對政治人物無情，有權的人民才能夠自己選擇掌政者，才能夠按照現實需要而不是揹着歷史包袱去投票選出領導人。而中國人民則長期處於無權狀態，現在的所謂「崛起」，也正如魯迅闡釋「漢族發達時代」、「漢族中興時代」一樣，說穿了就是老百姓永遠交互處於兩個狀態之下：一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；二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。無論那一個時代，領袖都是強加在奴隸身上的統治者。國家施政不是按人民的要求，而是按領袖的喜惡與思維方向。因此，對領袖犯錯的批評就會動搖他的地位，他的施政路線也可能受影響而變更。當然，「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」，做慣了奴隸的中國民族，沒有強烈爭取民主政治權利，是無法成為偉大民族的原因。若曾鈺成真的希望中國「越來越開明、進步」，恐怕還須鼓勵仍有自由的香港人去認識六四，討論六四。張文光議員提出動議修訂，要政府將六四事件加入中學中史課程綱要內，令中學生可以了解這段歷史，確實是應該支持的動議。我們不希望下一代中國人，仍交替生活在魯迅所說的兩個不幸時代裏，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一天成為偉大民族。因此，下一代的民主薪傳至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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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領袖無情，是偉大民族的標誌
李怡
蘋論：對領袖無情，是偉大民族的標誌
2009年05月06日 《蘋果日報》
2002年， BBC舉行一個「最偉大的 100名英國人」的調查，結果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獲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。
這位反對綏靖政策，領導英國堅決與德國納粹決戰到底並贏得勝利的「最偉大的英國人」，戰後卻立即被英國選民拋棄了，由於工黨提出福利國家的目標對戰後一貧如洗的英國社會有吸引力，導致保守黨慘敗。 1945年 7月邱吉爾卸下首相職務，他後來引用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話說：「對政治領袖無情，是偉大民族的標誌。」這句話因邱吉爾引用而成為傳世名言。
最近，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談六四，他說「中央肯定是錯的」；並說，在六四事件中，鄧小平是下令軍隊開槍的人，也是要負責的人。但他說，如果講死人，文革比六四不知多幾多倍。需要負上責任的毛澤東，他的肖像仍懸掛在天安門，他的思想仍寫在黨章、憲法之內。「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導還是敵人？如果你否定他，好多中國現在行緊的嘢都要否定。」同樣，如果平反六四，會不會「郁鄧小平」？「會郁到何地步」？中國會怎麼走？他說，「最關注中國是否能夠走一條繼續改革開放，越來越開明、進步的道路。」
倘若曾鈺成關於對毛鄧不能否定的看法，是反映內地主流意見的話，那麼對比邱吉爾關於偉大民族的說法，我們也許不得不產生一個可悲的結論：中國民族不但與偉大民族無緣，甚至可稱之為渺小、劣敗的民族。
首先，且不說偉大民族了，一個正常民族，都會正視自己的歷史。倘若為了一個人的聲譽，而不能面對歷史作符合事實的評價，這民族還有希望嗎？曾鈺成說，中央的六四鎮壓「肯定是錯的」。事實上，中共從指八九民運是「暴亂」，到說是「風波」，到現在絕口不提，當然也是對六四的錯誤做法，心中有數，只是因鄧小平這神主牌而不能正視事實。 13億中國人的多數，似乎也聽之任之。
其次，對人的評價與對事的評價，應予分開。中共對毛的評價是一回事，但不影響對文革評價為「一場浩劫」。鄧的改革開放之路走對了，也不等於六四下令鎮壓的事也是對的，更不等於中央對六四的定性不應平反。
其三，毛澤東縱使對中共建政有功，但建政後的反右、大躍進尤其是文革，則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災難，為甚麼他的像還掛在天安門？鄧小平縱使改革開放有功，但為甚麼不能提他「肯定做錯」的事？為甚麼平反六四就會影響中國走改革開放的路？邱吉爾在戰時立下赫赫功勛，為甚麼戰爭剛結束，英國人民就對他如此無情？
答案是：主要原因不是英國民族比中國民族優秀，而是英國的民主制度使人民有權。有權的人民才可以對政治人物無情，有權的人民才能夠自己選擇掌政者，才能夠按照現實需要而不是揹着歷史包袱去投票選出領導人。而中國人民則長期處於無權狀態，現在的所謂「崛起」，也正如魯迅闡釋「漢族發達時代」、「漢族中興時代」一樣，說穿了就是老百姓永遠交互處於兩個狀態之下：一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；二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。
無論那一個時代，領袖都是強加在奴隸身上的統治者。國家施政不是按人民的要求，而是按領袖的喜惡與思維方向。因此，對領袖犯錯的批評就會動搖他的地位，他的施政路線也可能受影響而變更。
當然，「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」，做慣了奴隸的中國民族，沒有強烈爭取民主政治權利，是無法成為偉大民族的原因。若曾鈺成真的希望中國「越來越開明、進步」，恐怕還須鼓勵仍有自由的香港人去認識六四，討論六四。張文光議員提出動議修訂，要政府將六四事件加入中學中史課程綱要內，令中學生可以了解這段歷史，確實是應該支持的動議。
我們不希望下一代中國人，仍交替生活在魯迅所說的兩個不幸時代裏，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一天成為偉大民族。因此，下一代的民主薪傳至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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